研究进展——东方经济学的“拓荒者”

东方经济学的“拓荒者”

——记广州泛珠城市发展研究院长、东方经济学创始人王廉

陈之明 韩忠智 屠艳丽 张绮华

刊登在《经济师》2018年第8期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充分发挥思想理论的引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强调要“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理论自信增添了新的底气。

中国经济理论存在着薄弱环节，发展模式倍受国内外误解误读。广州泛珠城市发展研究院长、东方经济学创始人王廉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治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时代课题，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于2017年提出了东方经济学命题及其研究特点，为增强理论自信夯实了基础。

一、顺势而为，东方经济学概念问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统领各项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倍受全球瞩目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标志着中国经过40年的发展，从快速发展、加快发展转变成到提质增效发展，从中国现代化建设迈向大国担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建设伟大画卷在新时期渐次展开。

以王廉为代表的东方经济学研究团队，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认为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人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立足时代特征，直面问题挑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斗争新武器，是增强理论自信最强大的根基。他们根据多年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东方经济学”的命题。

那么，何为“东方经济学”？即：在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中国文化为特色，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四个自信”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包括了东方文化特色、和谐发展、地缘经济+全球化、追求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内容。

王廉认为，躺在西方经济学梦乡里是“单边主义”，是“零和游戏”甚或“负和游戏”，东方经济学则是“增值游戏”甚或“倍增游戏”。习总书记的“理论自信”与“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理论的创新路子：中国/东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有全新的理论思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提供玩具、唐装美裳、电器化妆品，还要贡献中国文化、价值、标准和理论。但如何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从语言、思维方式、生活水准、价值取舍、表达方法、基本范式等方面让对方易于接受，还有一个“可译性”，即认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或“越是民族的也可能越是世界的”，但因观念和利益冲突，可能造成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化偏至论》里所言的“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取今复古，创立新宗”，也就是说学习的目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结合、融会贯通、创新创造才是我们的公共路径。“东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大国经济理论担当”的必然目标。这是顺党的十九大之势、顺中国发展之势，也是顺“新时期”之势！

提出东方经济学的环境与理论基础，正是认为国内外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作用越来越重要，王廉认为，中国的重要性和发展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已经进入文化与和睦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并未过去，武备的全球化以弃核和核威胁、地区利益维护为主。世界的四次全球化即第一次武备全球化虽然式微，但新的状态出现了，包括空间争夺；第二次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利益冲突与合作交叉仍是主流；第三次全球化即文化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与旅游村，价值撕扯成“人性”关键；第四次全球化即和睦全球化虽然是正在展开的理想，但却是人类共同目标，也是必须为之努力的。

二是西方经济学的伟大与局限表现在：第一，东欧巨变、冷战让各国损失惨重，欧洲撕裂、美国霸权、中东战事不断、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合争斗交织，发展与狙击交替；第二，东方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发展，也有诸多理论问题需要解决；第三，西方文化在西方经济发展中存在怎样的局限？对未来世界又是如何影响的？理论东方文化讲和睦是优点，但东方文化的缺点或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正负影响，究竟该如何评判？东方文化的基因变异又是什么？

三是新时期中国以“负责任”大国承担了许多责任，国人内需也非常大。但在光鲜背后，许多问题需要正视，需要创建新的理论来解决。第一，金融命脉的“6市”;股市、楼市、汇市、债市、民市、产市。如何从理论上解构并找到发展与防范危机的规律。第二，股市4000点起点论也成加国民杠杆的备忘录，楼市430万亿市值相当于GDP 5倍，抛售或少抛售5%就是20万亿以上，而十年八年后是否房子如葱价？汇市全球每天在有价证券市场交易3000亿美元，而外汇交易则为6万亿美元（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以显性的方式表示、双方都同意的交换关系）。我国债市目前已有70多万亿债务（与GDP接近），地方占22万亿，相当于德国GDP，而同期我国货币发行约为155万亿，企业债、居民债、国企债均达100万亿。民市即民生市场，如消费能力、众筹市场究竟有多大，2017年起百姓存款下降又意味着什么？居民消费与房市资金池什么关系？产市即产业市场是否2025制造业可以提振一切？第三，地方债+PPP等隐性债务，如让地方发展和信用背书正能量，抑或地方少依赖房市？外管规律何在？2万亿美元外债、3万亿美元外储与发展的关系？去国企和政府杠杆和加国民杠杆会有什么结果或是如何影响经济的？

四是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第一，国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解与否在国人看来并不重要，但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命运前途自然关心才是最重要的，但人们的正能量尤为关键，该如何培育。第二，国人的担心、期盼、满足程度的关注已经史无前例。许多人认为这样下去生意难做，生活困难且信心难拾，并认为中国经济正命悬一线，理由是我们正在绝无仅有地对抗经济规律：2018年5个月内，各地房市调控政策达115个，且越控越涨，时间换空间现实吗？第三，中国经济泡沫何时破灭？20年间北上广深房价涨了20倍，GDP只涨了7倍；第四，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诸多行业受到波及，到底“鹿死谁手”？一时还难以定论；第五，过去20年中国发行货币翻了20倍；国民资产房地产占75%，大城市高达80%；楼市是广义货币2.5倍、储备货币15倍、发行货币的45倍，国民财富虚高实则缩水，经济潜危太大了。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理论要上去，需要有“大家”写出“大文章”。按理，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诞生“大家”，但却未产生，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或东方经济思维的特点：集体创作。

二、社会呼应，业界翘首盼望经济学全新理念

王廉提出“东方经济学”命题后，立即得到多方面的响应，认为东方经济学应当加快研究和建设，并运用到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学界的反应：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秘书长纪玉祥博导，专门从北京飞往广州考察，并对王廉说，“中国太需要在理论上对其发展自圆其说，你研究东方经济学，是一个好主意，能加快突破，可以说善莫大焉”，并表示愿做王廉顾问，加强联系与合作；广东创新学院院长、广东农研中心主任、华南农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张岳恒博导说，“太好了，中国太需要东方思维的经济理论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詹森教授认为，“我长期调研珠三角，王廉牵头研究东方经济学把到了中国的脉”。

政界的反应：多年从事研究出身的佛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海，听说王廉研究东方经济学，认为“中国太需要新理论指导”，并且希望王廉团队在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下，“为中国做出贡献”。他还亲自促成了王廉团队做“东方经济学北滘实验镇企发展模型”（该镇有美的、碧桂园等2个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上市公司）；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阳春博士表示：“东方经济学”这个提法好，王廉有这个实力当领头人，表示自己愿意协助做一些事；广东省委办公厅办文处副处长王秋华认为，东方经济学不少观点可以指导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广东省国土储备局领导宁晓峰表示愿为“东方经济学”发展出力。

业界的反应：广东省经济学企业家联谊会执行会长李克伟、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郭玉琨表示，愿意组织企业家参与东方经济学的讨论和支持王廉团队工作，并认为东方经济学是中国文化为主所孕育、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需要。佛山市一家LED科技企业老总吴奎，亲自多次配合座谈会做了不少实际支持工作。

王廉在对记者谈到东方经济学研究的决策背景时，认为由于中国可能是经济学成为显学最负盛名的国家，在世界1000个排行前列经济学家中，为何中国很少有人上榜？原因就是中国的决策流程和方式与西方有别。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从不到4000亿GDP的极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究竟是谁的贡献？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有无关系，抑或是怎样的关系，以及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从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类是大专院校所的经济学普及。如对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经济理论）及相应常识的普及，诞生了一批经济学者或可称为“经济学家”的学者，他们主要是通过对西方理论介绍、知识普及与工具对标应用为主，这极大地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让许多的人有了经济学常识。常识可以让人迈步和少犯错误。

第二类是各种智囊人士运用西方或各种经济学观点。他们创造创新地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路、政策方法、规划等。如卓炯等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这对1982年国家确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战略起到了推动作用；1992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吴敬琏等人的“市场经济鼓与呼”亦有贡献。可以说，智囊人士的贡献在于将经济理论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国家经济发展策略与路径结合在于一起创新，属于“接地气”与“接天线”的创作，形成了中国式的经济政策。

第三类是广大的社会人士创新创造。即在实践中创立的各种模式，这为国家形成决策智慧、发展模式，以及互相学习模仿起到了天平和压舱石及示范效应。如小岗村的“生死签约面”分田到户之悲壮，促使了中央下决心加快土地承包确权。

第四类是政策决策者。从“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排污不排外”、“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等发展战略的形成，中央与地方各级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从来不照搬某一学人观点，而是吸收、消化、创新，从而形成新的政策；如中央初定深圳特区是10平方公里，珠海4平方公里，是根据西方出口加工区模式设计的，学者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经过讨论，认为形势变了，特区究竟怎么搞，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这就为广东操作特区留下了很大空间。广东根据各方面意见，最后决定逐步将特区当作一个城市来规划建设，这就使得深圳等特区抓住了全球产业大转移与城市化变革带来的巨大红利；至于金县企业税收包干，与马胜利、贝兆汉等人的企业改革，为中国全面开放，加快社会创业和多元化发展夯实了决策基础。这种智慧与前三类人士的贡献，可能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东方式思维所形成的模式，为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形成达到了“集体创作”的极致；这可能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形成的东方经济学，并且在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推动了东方经济学的逐渐纵深，也诠释了东方文化的决策方式与模式：集体的、从下而上或从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决策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

三、东方经济学研究正渐次展开

那么，东方经济学有无市场呢？或者说东方经济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以及是否王廉团队孤芳自赏呢？

一是研究与应用。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40年，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也积累了40年，如何厘清成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经济学者的不二选择；其次，王廉认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各种产业，需要有自己的思路和高地，为此他在2003年提出天津航空城和泛珠三角理论并得到了实践；第三，中国经济学实际上国人一直在研究东方式的思维，许多经济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成果。王廉从1987年提出“乡村要进行科学管理”起，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均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包括近10年发表的“话语权理论”、“高端服务业理论”、“中国企业与世界企业的文化对标”、“企业5.0经营理论”、“底线理论”、“粤港澳湾区文化发展对标”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实际的产物。王廉以其时点聚焦、全覆盖与“和谐理论”，时序与时力研究是核心，紧紧围绕“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得到了城市与企业的高度认同。如其提出的“澳门如何打造娱乐文化之都”，“广东的交通体系全覆盖重构与分层次效能化建设”等规划和建议都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同。

二是影响力。王廉提出东方经济学命题后，2017年12月，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为其注册了版权，该研究沿3个方面渐次展开：（1）针对现实的研究。如《国土与政策全覆盖城市群和城镇体系理论》（2014年出版）提出了全国划分为150～200个城市群的全覆盖思想，以及6级城镇体系建设，极具中国特色又可与世界对标；正在与即将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进程与东方经济学使命》《重新定义四次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将促进东方经济学发展》。（2）纯理论研究。如“区域发展的秩序”、“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和睦理论”、“N性人”、“东方文化的思维逻辑”等即将脱稿；此外，其研究团队亦正在扩大，研究范围将涉及政治、经济、人性、地区、企业等。（3）实践研究。近一二年王廉团队已展开了多种应用研究，如北滘发展模型、碧桂园发展模型、广东区域发展模型、全球四次现代化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王廉还致函国家发改委暂缓公布规划，建议用东方经济学思维调整定位，使规划可“上接天线、中接市场、下接地气”。许多企业、企业家与商协会、地方政府希望王廉团队将东方经济学研究指导其实践，认为“太需要了”。那么究竟如何深化研究的，王廉给出了如下意见：

首先，今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1978年GDP不到4000亿元，2000年过10万亿元，2017年过80万亿元，虽然各行业各界人士在发展理论、方式、策略上贡献良多，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纯理论”研究滞后或较为缓慢也是不争事实。在要不要搞中国/东方经济学认识上也是千差万别。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东方式的纯经济理论研究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有力的支持。有一个事实是，因中国经济发展在纯理论上讲不清、说不圆、道不明，在国内外亦倍受误解误读误判，这对未来发展很不利。中国需要有纯经济理论，需要从纯理论上找到解码锁，而且这个时机已经到来，那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四个自信”之理论自信：理论自信底气何在？理论上如何突破？如何让国内外看到具体的内容？现实回答：新时期新问题必须有新的理论和工具。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普及了西方理论40年，是继续普及下去，还是逐步以“新时期新理论”为主？现实回答：新时期新理论、新方法需要新的教学范式，今天，世界的价值观撕扯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用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需要新的理论、方法、工具，尤其是世界认同的纯理论进行解读，东方式思维正在孕育的东方经济学成了中国经济学者的共同使命。

第三，东方经济学命题的提出。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广州泛珠城市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王廉提出了广泛开展“东方经济学”研究的新命题，为积极推动东方经济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东方文化是以中国发展为代表的，但东方经济学研究范围不限于中国，应该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理论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开放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不仅在于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更在于它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所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为人民所检验，使它有了立足于人民的坚实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必然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正是由于这“三性”，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满自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王廉提出的“东方经济学”命题，积极响应了习总书记“理论自信”的时代号角。

四、东方经济学纯理论需要更多的“拓荒者”

从经济理论诞生过程看，至少需要3个条件：社会环境、创立者自身修养、社会接受程度。从这3个条件看，第一和第三应当不用赘述，关键是创立者自身修养。

一是作为垦荒者，从孙冶方等老一辈的经济学者，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童大林、吴敬琏等人和当今的林毅夫等人，对中国经济学的拓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是王廉等一批从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经济学者，将东方文化浸润与中国发展相结合，从一定的高度提出东方经济学研究的新命题，是新时期纯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拓荒者。在同时代人中，傅海棠先生于2018年在复旦大学求是学院成立东方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这一代拓荒者之一。

三是社会赞同。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秘书长纪玉祥对王廉提出的东方经济学非常欣赏，认为必须要静心研究。一些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也十分称赞，如广东省委办公厅王秋华先生、佛山市政府赵海副市长等，全力推动在北滘镇做镇企实验模型，北滘镇的周旭书记、王崇曦镇长从各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四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2017年，广州泛珠城市发展研究院成立了东方经济学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不是应景的、时尚的，而是几十年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王廉在政府、企业等部门都工作过，对社会熟悉，对政府了解，对经济的发展与困境都有研究，而且长期笔耕不辍：发表了约50部专著、上千篇文章，这些文章涉猎面广泛，以经济为主。作为作者本人，他一边研究、一边应用（为城市、企业做过咨询规划30年达300余个），因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研究，不媚俗、不跟风，研究超脱，且具前瞻性与实用性。如1987年出版《乡村科学管理》，1990年出版区域《同步发展理论》，1994年出版《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其规律》。

王廉的理论论述分为三大序列：一是对全球化进程分析，以时序适应对标性研究为特色。如坐标进程理论、全球化进程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区域发展秩序）；二是对行业与前沿问题研究，包括话语权理论、高端服务业理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设计、5.0企业经营理论；三是对人及人性问题研究，包括第三只手、产业1+N、人性行为1+N。可以说，王廉的经济理论研究正在形成体系。最近完成的《西方经济学进程与东方经济学的使命》一文，更是提出了东方经济学研究方向、重点与突破口。

王廉先后有20余种论文和专著获过全国性奖励，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度设计》（许多报刊转载）；《国土与政策全覆盖城市群和城镇体系理论》一文的主要内容分别发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和长沙市政府《决策咨询》等重要刊物上。

五、东方经济学命题将开启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征程

东方经济学是一个跨世纪的百年理论工程，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积极参与，不是几年、几十人就可完成的。可以说，东方经济学作为时代的呼唤，不仅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者需要正视的命题，因为和谐发展是全球的目标，也是我们今后共同的使命，任何掰手腕的行为、价值观的撕扯、缺乏人际之间的尊重、漠视他人的权益等而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世界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需要更好的合作，和有这么多的新问题需要研究，而东方文化和助孕的东方经济学，将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也是世界话语中心转向亚洲时代的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启了东方经济学元年，而东方经济学命题的提出成为一个符号。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站在西方经济学巨人的肩膀上，通过挖掘和总结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政界、业界、学界与社会人士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或东方式的思维方式，在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相互发展中，中国文化在创立东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自己的宏篇巨著，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的使命。

无论怎样，学术界都应该清楚，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东方经济学元年，也为学术界迈上东方经济学的新征程提出了坚定的任务，学术界应该有垦荒者的精神，而不是对不同的观点要么失语要么冷眼。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到来：世界社科话语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四次全球化即武备→经济→文化→和睦已经成为潮流。

王廉认为：四次全球化的规律是，每一次全球化推进都是上一次全球化的延展和下一次全球化的纵深。值得强调的是，和睦全球化作为未来世界性文化形态追求，从经济学财富价值与人性行为研究角度，以下3个方面值得深化研究。一是行为态度：和气、和平、养晦、和谐交流讨论；二是行为目标：公平、公正、合理、合法；三是目标检验：分享，共赢、生态、友好。

六、理论自信呼唤着更多的“拓荒者”开拓进取

强调理论自信，既是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国发展的辉煌成就给了我们理论自信的充足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讲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另一方面，强调理论自信，也与我们当前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关。当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交锋日益激烈。强调理论自信，就是要告诉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各种扭曲思潮和歪理邪说所俘获，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笔者相信，王廉和他的团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为己任，以“拓荒者”的精神，开拓进取，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