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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2017东方经济学元年

发表时间:2018-11-05 16:07

2017东方经济学元年

——记广州泛珠城市发展研究院长、东方经济学创始人王廉

陈之明 韩忠智 屠艳丽 张绮华/文


编者按:中国经济理论上不去,发展模式倍受国内外误解误读。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为“东方经济学元年”落下了定海神针:中国的经济理论要高屋建瓴,闯出一片新天地,打造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王廉在2017年提出东方经济学概念及其研究特点,为习总书记理论自信给了一个点赞符号。所以说“2017东方经济学元年”一点不为过。


一、顺势而为,东方经济学概念问世

2017年,是一个可以成为伟大历史节点的年份。

倍受全球瞩目的中共十九大,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标志着中国经过近40年的发展,从快速发展、加快发展转变成到提质增效发展,从中国现代化建设迈向大国担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建设伟大画卷在新时期渐次展开。

王廉为代表的东方经济学研究团队,在学习十九大报告、根据多年研究,结合习近平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王廉于2017年底顺势而为,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方经济学”命题。

王廉认为,躺在西方经济学梦乡里是“单边主义”,是“零和游戏”甚或“负和游戏”,东方经济学则是“增值游戏”甚或“倍增游戏”。习总书记的“理论自信”与“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理论的创新路子:中国/东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有全新的理论思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提供玩具、唐装美裳、电器化妆品,还要贡献中国眼光、价值、标准和理论。但如何“古今中西”融会贯通?从语言、思维方式、生活水准、价值取舍、表达方法、基本范式等方面让对方易于接受,还有一个“可译性”,即认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或“越是民族的也可能越是世界的”,但因观念和利益撕扯,可能造成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化偏至论》里所言“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取今复古,创立新宗”,也就是说学习的目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结合、融会贯通、创新创造才是我们的公共路径!“东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大国经济理论担当”的必然目标。这是顺十九大之势、顺中国发展之势,也是顺“新时期”之势!

提出东方经济学的环境与理论基础,正是认为国内外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作用越来越重要,王廉认为中国的重要性和环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已经进入文化与和睦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并未过去,武备的全球化以弃核和核威胁、地区利益维护为主。世界的四次全球化即第一次武备全球化虽然式微,但新的状态出现了,包括空间争夺;第二次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利益撕扯与合作交叉仍是主流;第三次全球化即文化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与旅游村,价值撕扯成“人性”关键;第四次全球化即和睦全球化虽然是正在展开的理想,但却是人类共同目标,也是必须为之努力的。

二是西方经济学的伟大与局限摆在这里:第一,东欧巨变、冷战让各国损失惨重,欧洲撕裂、美国霸权、中东战事不断、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合争斗交织,发展与狙击交替;第二,东方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尤其中国的迅速发展,也有众多理论问题需要解决;第三,西方文化在西方经济发展中存在怎样局限?对未来世界又是如何影响的?理论东方文化讲和睦是优点,但东方文化的缺点或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正负影响,究竟该如何评判?东方文化的基因变异又是什么?

三是新时期中国以“负责任”大国承担了不少责任。国人内需也很努力,但在光鲜背后,许多问题需要正视,如何解决需要新的理论(西方指望不上)。第一,金融命脉的“6市”股市、楼市、汇市、债市、民市、产市。如何从理论上解构并找到发展与防范危机的规律;第二,股市4000点起点论也成加国民杠杆的备忘录,楼市430万亿市值相当于GDP 5倍,抛售或少抛售5%就是20万亿以上,而十年八年后是否房子如葱价?汇市全球每天在有价证券市场交易3000亿美元,而外汇交易则为6万亿美元(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以显性的方式表示、双方都同意的交换关系);债市我国已有70多万亿债务(与GDP接近),地方占22万亿,相当于德国GDP,而同期我国货币发行约为155万亿,企业债、居民债、国企债均达100万亿;民市即民生市场如消费能力、众筹市场究竟有多大,2017存款下降又意味着什么?居民消费与房市资金池什么关系?产市即产业市场是否2025制造业可以提振一切?第三,地方债+PPP等隐性债务如让地方发展和信用背书正能量,亦或地方少依赖房市?外管规律何在?2万亿美元外债、3万亿美元外储与发展的关系?去国企和政府杠杆和加国民杠杆会有什么结果或是如何影响经济的?

四是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第一,国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解与否在国人看来并不重要,但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命运前途自然关心才是最重要的,但人们的正能量尤为关键,该如何培育;第二、国人的八卦、担心、期盼、满足程度的关注已经史无前例。许多人认为这样下去生意难做,生活困难且信心难拾,并认为中国经济正命悬一线,理由是我们正在绝无仅有地对抗经济规律:20185个月内,各地房市调控政策达115个,且越控越涨,时间换空间现实吗?第三,中国经济泡沫何时破灭?20年间北上广深房价涨了20倍,GDP只涨了7倍,卖掉北上广深可买半个美国;第四,中美贸易战中国吃亏了,中美贸易战中方首先让步开放了车市和保险市场,自己打脸还笑说“密切接触”;第五,过去20年中国发行货币翻了20倍,美国仅2倍;国民资产房地产占75%,大城市高达80%;楼市是广义货币2.5倍、储备货币15倍、发行货币的45倍,国民财富虚高实则缩水,经济潜危太大了。

毫无疑问,中国理论要上去,需要有“大家”写出“大文章”。按理,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诞生“大家”,但却未产生,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或东方经济思维的特点:集体创作。

二、社会呼应,业界翘首盼望新理论

王廉提出“东方经济学”命题后,立即得到多方面的响应,认为东方经济学应当加快研究和建设,并运用到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学界的反应:中共中央政研室原秘书长纪玉祥博导,专门从北京飞往广州考察,并对王廉说,“中国太需要在理论上对其发展自圆其说,你研究东方经济学,是一个好主意,能加快突破,可以说善莫大焉”,并表示愿做王廉顾问,加强联系与合作;广东创新学院院长、广东农研中心主任、华南农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张岳恒博导说,“太好了,王廉,你经验丰富,是个全才,别人很难有你的素质,中国太需要东方思维的经济理论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詹森教授认为,“我长期调研珠三角,王廉牵头研究东方经济学把到了中国的脉”。

政界的反应:多年从事研究出身的佛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海,听说王廉研究东方经济学,认为“中国太需要新理论指导”,并且希望王廉团队在习总书记“新时期”这一思想指导下,“为中国做出贡献”。他还亲自促成了王廉团队做“东方经济学北滘实验镇企发展模型”(该镇有美的、碧桂园2个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上市公司);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阳春博士表示:“东方经济学”这个提法好,王廉有这个实力当领头人,表示自己愿意协助做一些事;广东省委办公厅办文处副处长王秋华认为,东方经济学不少观点可以指导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广东省国土储备局领导宁晓峰表示愿为“东方经济学”发展出力。

业界的反应:广东省经济学企业家联谊会执行会长李克伟、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郭玉琨表示,愿意组织企业家参与东方经济学的讨论和支持王廉团队工作,并认为东方经济学是中国文化为主所孕育、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需要。佛山市一家LED科技企业老总吴奎,亲自多次配合座谈会做了不少实际支持工作。

王廉在对记者谈到东方经济学研究的决策背景时,认为由于中国可能是经济学成为显学最负盛名的国家,在世界1000个排行前列经济学家中,为何中国很少有人上榜?原因就是中国的决策流程和方式与西方有别。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从不到4000亿GDP的极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究竟是谁的贡献?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有无关系,亦或是怎样的关系,以及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从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类是大专院校所的经济学普及。如对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经济理论)及相应常识的普及,诞生了一批经济学者或可称为“经济学家”的学者,他们主要是通过对西方理论介绍、知识普及与工具对标应用为主,这极大地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巨大作用,让许许多多的人有了经济学常识。常识可以让人迈步和少犯错误。

第二类是各种智囊人士运用西方或各种经济学观点。他们创造创新地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思路、政策方法、规划等。如卓炯等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这对1982年国家确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战略起到了推动作用;1992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吴敬琏等人的“市场经济鼓与呼”亦有贡献。可以说,智囊人士的贡献在于将经济理论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国家经济发展策略与路径结合在于一起创新,属于“接地气”与“接天线”的创作,形成了中国式的经济政策。

第三类是广大的社会人士创新创造。即在实践中创立的各种模式,这为国家形成决策智慧、发展模式,以及互相学习模仿起到了天平和压舱石及示范效应。如小岗村的“生死签约面”分田到户之悲壮,促使了中央下决心加快土地承包确权。

第四类是政策决策者。从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排污不排外”、“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等战略的形成,中央与地方各级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从来不照搬某一学人观点,而是吸收、消化、创新,从而形成新的政策;如中央初定深圳特区是10平方公里,珠海4平方公里,是根据西方出口加工区模式设计的,学者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经过讨论,认为形势变了,特区究竟怎么搞,用小平的话说,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这就为广东操作特区留下了很大空间。广东根据各方面意见,最后决定逐步将特区当作一个城市来规划建设,这就使得深圳等特区抓住了全球产业大转移与城市化变革带来的巨大红利;至于金县企业税收包干,与马胜利、贝兆汉等人的企业改革,为中国全面开放,加快社会创业和多元化发展夯实了决策基础。这种智慧与前三类人士的贡献,可能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东方式思维所形成的模式,为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形成达到了“集体创作”的极致;这可能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形成的东方经济学,并且在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推动了东方经济学的逐渐纵深,也诠释了东方文化的决策方式与模式:集体的、从下而上或从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决策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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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经济发展的东方式思维


三、东方经济学研究正渐次展开

那么,东方经济学有无市场呢?或者说东方经济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以及是否王廉团队孤芳自赏呢?

一是研究与应用。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40年,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也积累了40年,如何厘清成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和中国经济学者的不二选择;其次,王廉认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各种产业,需要有自己的思路和高地,为此他在2003年提出天津航空城和泛珠三角理论并得到了实践;第三,中国经济学实际上国人一直在研究东方式的思维,许多经济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成果。王廉也在1987年发表“乡村科学管理”起,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均具超前性,包括近10年发表的“话语权理论”、“高端服务业理论”、“中国企业与世界企业的文化对标”、“企业5.0经营理论”、“底线理论”、“粤港澳湾区文化发展对标”都是马克思主义地方化结合中国实际的产物,王廉以其时点聚焦、全覆盖与“和谐理论”,时序与时力研究是核心,结合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得到了城市与企业的高度认同。如澳门如何打造娱乐文化之都,广东的交通体系全覆盖重构与分层次效能化建设,这些规划和建议都得到了客户的认同。

二是影响力。王廉提出东方经济学概念后,于201712月广东新闻出版局为其注册了版权,研究沿3个方面渐次展开:一是针对现实的研究,如《国土与政策全覆盖城市群和城镇体系理论》(2014年出版)提出了全国划分为150200个城市群的全覆盖思想,以及6级城镇体系建设,极具中国特色又可与世界对标;正在与即将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进程与东方经济学使命》《重新定义四次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将促进东方经济学发展》;二是纯理论研究,如“区域发展的秩序”、“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和睦理论”、“N性人”、“东方文化的思维逻辑”等即将脱稿;此外,其研究团队亦正在扩大,研究范围将涉及政治、经济、人性、地区、企业等;三是实践研究,近一二年王廉团队已展开了多种应用研究,如北滘发展模型、碧桂园发展模型、广东区域发展模型、全球四次现代化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王廉还致函国家发改委暂缓公布规划,建议用东方经济学思维调整定位,使规划可“上接天线、中接市场、下接地气”。许多企业、企业家与商协会、地方政府希望王廉团队将东方经济学研究指导其实践,认为“太需要了”。那么究竟如何深化研究的,王廉给出了如下意见:

一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1978年不到4000亿GDP2000年过10万亿,2017年过80万亿,虽然各行业各界人士在发展理论、方式、策略上贡献良多,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纯理论”研究滞后或较为缓慢也是不争事实。在要不要搞中国/东方经济学认识上也是千差万别。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东方式的纯经济理论如何表达成为时代的分水岭。有一个事实是,因中国经济发展在纯理论上讲不清、说不圆、道不明,在国内外亦倍受误解误读误判,这对未来发展很不利。中国需要有纯经济理论,需要从纯理论上找到解码锁,而且这个时机已经到来,那就是2017年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如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如何突破?如何让国内外看到具体的内容?现实回答:新时期新问题必须有新的理论和工具。

二是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普及了西方理论40年,是继续普及下去,还是逐步以“新时期新理论”为主?现实回答:新时期新理论、新方法需要新的教学范式,今天,世界的价值观撕扯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用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需要新的理论、方法、工具,尤其是世界认同的纯理论进行解读,东方式思维正在孕育的东方经济学成了中国经济学者的共同使命。

三是东方经济学元年有了一个符号:那就是广州泛珠城市发展研究院负责人、广东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1989年成立)、1960年出生(百度有误)的王廉先生2017年提出“东方经济学”命题(版权局批准注册了版权),成为东方经济学纯理论的纪年,或者说是“东方经济学”元年的符号。东方文化中国是代表,但东方经济学研究范围不限于中国,应该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也可以说从习近平提出“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便给“东方经济学元年”画上了感叹号,王廉提出的“东方经济学”命题,只是适应了习总书记的思想画的一个理论自信的时点响应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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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东方经济学元年的3个标志



四、王廉等可能成为最接近东方经济学纯理论第一批垦荒者

从伟大理论诞生过程看,至少需要3个条件:社会环境、创立者自身修养、社会接受程度。从这3个条件看,第一和第三应当不用赘述,关键是创立者自身修养。

一是作为垦荒者,从孙冶方等老一辈的经济学者,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童大林、吴敬琏等人和当今的林毅夫等人,对中国经济学的拓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是王廉这一批从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经济学者,东方文化浸润与中国发展相结合,以世界眼光提出命题,可以说对东方经济学情有独钟,是新时期纯理论研究的重要垦荒者。在同时代人中,傅海棠先生2018年在复旦大学求是学院成立东方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这一代垦荒者之一。

三是社会赞同。如中央政研室原秘书长纪玉祥对王廉就十分欣赏其提出的东方经济学,许多官员与企业家亦十分称赞。如广东省委办公厅王秋华先生、佛山市政府赵海副市长,全力推动在北滘镇做镇企实验模型,北滘镇的周旭书记、王崇曦镇长全力支持。

四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并非心血来潮。早在前一年即2017年王廉在广州泛珠城市发展研究院成立东方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这一情怀的表现。从个体来讲,王廉的研究不是应景的、时尚的,而是四十年如一日。他在体制内、政企研部门工作过,对社会熟悉,对政府了解,对国民有研究,而且长期笔耕不辍:发表了约50部专著、2000篇文章,政经文均有,以经济为主,这些文章涉猎面广。作为作者本人,他一边研究、一边应用(为城市、企业做过咨询规划30年达300余个),因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研究,不媚俗、不跟风,研究超脱,且具前瞻性与实用性。如1987年出版《乡村科学管理》,1990年出版区域《同步发展理论》,1994年出版《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其规律》。

王廉的理论观点分为三大序列:一是对全球化进程分析,以时序适应对标性研究为特色。如坐标进程理论、全球化进程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区域发展秩序);二是对行业与前沿问题研究,包括话语权理论、高端服务业理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设计、5.0企业经营理论;三是对人及人性问题研究,包括第三只手、产业1+N、人性行为1+N。可以说,王廉的理论正在成体系,已接近纯理论的思考。最近完成的《西方经济学进程与东方经济学的使命》一文,更是提出了东方经济学研究方向、重点与突破口。

王廉共发表论文与其他作品大约2000篇左右,有20余种论文和专著获过全国性奖励,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度设计》(上百种刊物转载);《国土与政策全覆盖城市群和城镇体系理论》,主要内容上万字分别发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和长沙市政府《决策咨询》。

五、东方经济学元年将开启理论新征程

东方经济学是一个跨世纪的百年理论工程,需要很多人为之努力,不是三二年或三几十人就可完成的。可以说,东方经济学作为时代的呼唤,不仅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者需要正视的命题,因为和谐发展是全球的目标,也是我们今后共同的使命,任何掰手腕的行为、价值观的撕扯、缺乏人际之间的尊重、漠视他人的权益等而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世界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需要更好的合作,和有这么多的新问题需要研究,而东方文化和助孕的东方经济学,将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也是世界话语中心转向亚洲时代的诉求。

前面已经提到,习近平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启了东方经济学元年,而东方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成为一个符号。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站在西方经济学巨人的肩膀上,通过挖掘和总结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政界、业界、学界与社会人士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或东方式的思维方式,在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相互发展中,中国文化在创立东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自己的宏篇巨著,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的使命。

无论怎样,学术界都应该清楚,十九大开启了东方经济学元年,也为学术界迈上东方经济学的新征程提出了坚定的任务,学术界应该有垦荒者的精神,而不是对不同的观点要么失语要么冷眼。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到来:世界社科话语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四次全球化即武备→经济→文化→和睦(王廉观点)已经成为潮流。

王廉认为:四次全球化的规律是,每一次全球化推进都是上一次全球化的延展和下一次全球化的纵深。值得强调的是,和睦全球化作为未来世界性文化形态追求,从经济学财富价值与人性行为研究角度,以下3个方面值得深化研究。一是行为态度:和气、和平、养晦、和谐交流讨论;二是行为目标:公平、公正、合理、合法;三是目标检验:分享,共赢、生态、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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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州泛珠院全球化进程模型(广州进程模型)


2全球化进程模型,即“广州进程模型”,是2016年笔者在广州提出的,旨在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应全球总体发展进程。中国式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范式,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理由再拾人牙慧式:西方理论+中国观点中禹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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